德国推出工业4.0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热潮。无论是美国之前提出的“制造业回流”，还是最近法国总统奥朗德公开承认法国经济进入“服务业时代”是一大战略失误，无一不表明了制造业仍是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所在。

　　在新一轮的热潮中，中国也不甘落后。此前，国务院公布《中国制造2025》规划，确定了未来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线路图。过去的30年中，中国依靠巨大的劳动力红利成为了“世界工厂”。这场席卷全球的制造业革命会给中国劳动力市场带来哪些改变?中国政府又该如何应对?

　　近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发展研究双年会”现场，《国际金融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理查德·弗里曼是知名的劳动经济学家，同时在美国经济研究中心(NBER)负责创新政策的研究。

　　制造业本地化

　　理查德·弗里曼首先谈及了制造业革命对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他看来，智能制造技术，以及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会改变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格局，因为制造业“变得更加本地化了”。

　　过去，欧美制造业企业为了追求更低的成本，不断向着劳动力“洼地”转移。这一点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尤为突出。

　　“服装业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美国的服装生产企业从美国北部逐渐转移至墨西哥、然后是中国。”理查德·弗里曼特意举例说明这种变化的趋势。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经济的腾飞正是受益于此。大量外国制造业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赢得了超过30年的飞速发展时期。

　　但是随着自动化及智能技术加快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减少了对劳动力的依赖。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工业机器人增长迅速，许多工业机器人已经能够替代工人进行操作。

　　如果更多的企业使用机器人进行生产，那么其生产成本就不再和当地的工资水平挂钩。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会回归本土，变得更加“本地化”。

　　而3D打印技术的发明同样为此添砖加瓦。同样是以服装业举例，理查德·弗里曼认为3D打印机的出现，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家小的服装制造企业。“从某种角度来说，3D打印科技降低了美国进口商品数量，因为一国工资的高低不再具有竞争力了。”

　　显然，这一趋势将改变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格局。类似中国这样的劳动力大国将会丧失优势。“无论你是在德国还是中国使用机器人，他们的费用都是相同的。机器人能在任何地方生产。”理查德·弗里曼分析指出。

　　失业不可怕

　　随着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是否会导致大量工人失业?

　　对于这一问题，理查德·弗里曼表现得非常乐观。他向记者分析指出，制造业的科技创新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不是近期就会实现的。“就好像你们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也是到2025年才能实现。”

　　尽管理查德·弗里曼不否认一批工人可能会为此下岗，但他认为人们会获得其他新的工作，比如服务行业的工作。这些工作的工资水平可能更高，福利保障也更好，一些具有危险性的工作可以完全交给机器人去完成。

　　“比如说煤炭工人的工作就非常危险。如果有了机器人之后，我们可以操作机器人下到矿井里。我非常坚信这一点，没有人天生就应该从事这样危险的职业。”理查德·弗里曼说。

　　理查德·弗里曼强调：“这就好像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阶段。在农业社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农民，但是一瞬间我们不再需要农民了，这肯定会有一些困难。但最终我们能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阶段，人们能够从事更高工资的职业，这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

　　当然在此变化过程中，并不是人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新工作。理查德·弗里曼认为，政府的作用就是保障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政府必须发挥作用，保障工人们受到更好的教育，比如提供再教育课程、帮助工人们进入大学深造等等。政府还要帮助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当然都是问题，但我相信这是令人开心的难题。”理查德·弗里曼告诉记者。

　　中国正在进步

　　相比于国外成熟的市场和工业体系，中国制造业目前仍面临效率低下和产能过剩等问题。在这场制造业的革命中，中国企业是否存在“弯道超车”的机会呢?

　　对此，理查德·弗里曼坦言自己非常看好中国未来的创新发展。作为一个劳动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显然更习惯从劳动力的角度分析问题。他告诉记者，中国拥有大量受过教育的劳动力，还有每年新增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此中国还有很多的人力资源和潜力。

　　理查德·弗里曼同时强调，中国应该在科研方面投入更多的经费。“你们的人均GDP还在增长，还有巨大的人口规模。因此中国在研发方面的花费应该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你们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发明应该都要比其他国家多得多。比如在工业机器人方面，你们就应该进行更多的研发。”

　　至于由此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理查德·弗里曼认为无需过多担心。事实上近年来，已有不少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将工厂转移至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理查德·弗里曼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他认为，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企业离开中国，包括一些污染型的企业。“过去30年，世界分享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红利。但中国也付出了环境的代价。”

　　“我认为中国政府乐见其成。一些较低端的制造业企业离开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在产业升级方面真的取得了成功。中国制造业正在向产业价值链的上游发展。”理查德·弗里曼说。

　　理查德·弗里曼同时向记者强调，自己丝毫不怀疑中国政府进行产业升级的决心，而打造更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断提升工人的工资，都是应有之意。“现在就是如何去实施的问题了。”理查德·弗里曼总结道。